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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戰“疫”及其對世界政治的深刻影響
《紅旗文稿》2020年第10期

目前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已有99%的人口、98%的國家和地區直接受新冠肺炎肆虐之害,由此引起歷史上第一場并非“人對人”的戰“疫”“世界大戰”。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這場人與新冠病毒的“世界大戰”波及范圍更廣,全球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國家被迫卷入,而且沒有“中立國”,這將對世界政治及人們的觀念與社會心理等產生巨大影響。

加快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西降東升”

有學者認為研究世界政治有四個維度,第一個維度就是地理空間維度。從地理空間維度觀察,如同兩次世界大戰深刻影響了國際力量對比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一樣,此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全球戰“疫”首先將對國際力量對比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突出的影響是加快業已進行中的全球地緣政治“西降東升”進程,即加快全球地緣政治重心由大西洋沿岸的歐洲向太平洋沿岸的東亞轉移的進程。

在此次新冠肺炎肆虐過程中,歐洲成為重災區。號稱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標準、最完善的醫療系統和福利制度、最文明的生活習慣以及有歐洲一體化和歐盟作保障的歐洲各國,面對新冠病毒來襲,不但脆弱得像一群“巨嬰”,且“各掃門前雪”,相互“截胡”其“一體化兄弟”的抗疫用品,盡顯自私自利本性。新冠疫情不但沉重打擊了歐洲經濟、貿易和綜合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尤其戳破了歐洲一體化的“皇帝新衣”以及歐洲政客所極力自我表彰的所謂歐洲“后現代”價值觀、國際觀與“全球治理”觀,歐洲一體化恐將再受重挫,歐洲的影響力及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將進一步下降。

與歐洲全球地緣政治地位繼續下降成對照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過后,中日韓和東盟的地緣政治地位將一步上揚。此次疫情期間,東亞中日韓等國雖然最先遭遇新冠肺炎肆虐,卻因各國政府精準施策、及時采取應對措施,迅速遏制住疫情進一步擴散;而有儒家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東亞各國民眾較之崇尚“個人自由”的歐洲民眾,更能自覺接受各種防疫隔離限制措施。以中國工廠為主體的實體產業鏈在戰“疫”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及時生產出各類醫療防護用品,滿足中國及東亞各國的戰“疫”需求,甚至還向包括歐美在內的西方大國提供了大量其急需的醫療防護用品。中國甚至出動醫療專家組到一些歐洲國家指導防疫救災,這可以說是近代數百年來的一次“開天辟地”。

更要指出的是,與歐洲國家相互“截胡”、“各掃門前雪”形成對照的是,東亞各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能做到守望相助。當中國武漢率先遭遇疫情時,日本韓國等積極支持中國抗疫,這與歐美國家隔岸觀火形成對照;直接救災能力較弱的蒙古國給中國送來了3萬頭羊、緬甸向中國送來2000噸大米,以表示對中國抗疫的支持。而當中國疫情好轉,日韓等國疫情肆虐時,中國又向日韓等鄰國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救災援助。目前東亞各國疫情已進入可控狀態,災后重建工作逐步展開??梢詳嘌?,東亞各國災后的經濟復蘇、反彈能力也會高于歐洲各國。疫情過后,東亞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抬升,而歐洲的地位則將進一步下降。

擊穿西方“民主優越論”,政治體制多樣化將成為世界政治潮流

分析世界政治的另一個維度是政治維度。全球抗疫斗爭將以各國政治制度孰優孰劣、政府組織力、動員力及其效率的維度影響世界政治潮流。

近代以來,美歐等西方國家不厭其煩地宣稱其以三權分立、權力制衡、“一人一票”選舉的民主體制在全球政治制度比較方面有優越性,是世界各國的楷模。冷戰結束后,美歐等西方國家更是把蘇聯解體、蘇東劇變解釋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還宣稱歷史已經“終結”,西方民主體制將替代其他類型的制度,成為世界各國的唯一政治選擇。美國更是宣稱要在全世界“擴展民主”,并將其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

然而,此次美歐等西方國家政府在應對疫情過程中一錯再錯的笨拙表現,暴露了三權分立、“一人一票”民主制的根本性弱點。東亞各國有20多億人口,約為美歐總人口的2.5倍,且新冠疫情最先在東亞中日韓等國暴發,截止2020年4月18日,東亞各國確診病例約略超過13萬例,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約略超過5000例。而美歐總人口不足10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占全球確診病例的3/4,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約占全球致死病例的90%。顯然,無論是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因病致死者絕對數,抑或是二者占人口的比例,美歐等西方國家較之東亞國家都高出很多。還要考慮,東亞國家較早發生疫情,給美歐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數周預警時間;并且美歐等西方國家較之東亞國家發達得多,其人均GDP大大高于東亞大多數國家,有著較大多數東亞國家更好的醫療設施。因此之故,對于西方國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致死率較之東亞國家高得多,以及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得多等現象,只可能從政治體制孰優孰劣、政府危機管理能力及效率孰高孰低的視角,得到更合理的解釋。

政府權威不足、在應對各類危機時效率和動員力低下等等,本是西方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天然弊病,但美歐等西方國家卻能把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游戲”玩下來,其中一個特定的條件是美歐等一直執科技和工業革命之先鞭,長期坐在世界財富堆的頂端,有能力汲取全世界的富源供其揮霍。就此而論,西方民主是一種政治上的“奢侈品”。即使對于富裕的美歐,這種政治“游戲”也僅適合于“承平”時期,危機來臨即顯力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于各國政府都是一道大考,而美歐政府及其權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大考成績顯然不佳。

2011年,曾以“歷史終結論”而出名的弗朗西斯·福山發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該書以所謂“21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民主衰退’”為研究起點,在對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軟弱”、權威不足、效率不高、“僵硬”等弊端表示“焦慮”的同時,卻出人意料地認為“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是“國家形成的范本”,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并盛贊中國制度的治理“效率”“能力”“系統性”,否定有關中國制度的所謂“極權說”等。福山對西方民主制度認識的“急轉彎”,有助于我們從更深層次認識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消除有些人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推崇。

隨著全球抗擊新冠疫情這場并非“人對人”的戰“疫”“世界大戰”的進程,財富、科技、信息、現代化等將在全世界進一步擴散、分散,西方長期擁有的相對財富、科技優勢等將進一步縮水、削弱,將更難玩弄其效率不高、耗費很大的民主“游戲”。美歐等西方國家要么改革其難以應對類似新冠肺炎這類大規模傳染病流行造成的危機、互相掣肘、互相攻訐、效率不高的西式民主,要么聽任西方衰落進程進一步加快。在此情形下,美歐當然不可能再像冷戰結束初期那樣趾高氣揚地在全世界強力推廣其民主模式。廣大非西方國家將更多、更普遍地依據各自的國情、各自的歷史文化及政治傳統,自主選擇并發展適合本國、本民族的政治制度,學習他國經驗時也擁有了更豐富的樣本選擇。世界政治發展模式與道路將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由世界各國人民自己選擇、自由選擇。

深刻影響世界各國的發展觀與發展模式

近代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一直為國際社會所頂禮膜拜,并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效仿。盛行于亞非等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概念與思潮,其內容與本質,簡而論之,就是所謂“趕超”,即“學西方”“趕西方”“超西方”,尤其是“學美國”“趕美國”“超美國”,亦即效仿美歐等西方國家的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

然而,西方所標榜、倡導、實行的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其基本特點就是“高消費、高浪費、高享受、高消耗”。受這種由“四高”驅動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牽引,人類在資源使用和消費等方面不加節制,放任、引誘、釋放人對物的欲望,導致自然資源枯竭、地球環境被破壞、自然生態惡化、科技發展走偏鋒。此次看不見、摸不著、小小的新冠病毒肆虐,竟然使得擁有各類最先進軍事裝備和高科技能力的西方國家手忙腳亂、難以應對,無疑將促使人們深刻反思西式物質主義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弊端。建設節約型社會、推進節約型現代化建設的思路將更加受到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重視。

這次新冠病毒肆虐對各國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另一個影響是可能導致實體經濟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回歸潮”。一些國家甚至是最發達的西方國家,之所以面對新冠病毒肆虐而束手無策、不堪一擊,物資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在產業鏈方面單打一地重視高端產業的研發,而對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基礎產業視若無物,棄若敝屣。

歐美國家第三產業發達,高端產業和高科技研發走在世界前列,但其實體經濟尤其是基礎產業卻被抽空。當新冠肺炎疫情襲來時,他們連起碼的口罩、防護服、測溫儀、消毒水等醫療防護用品的生產能力,可以說是盡付闕如,只能一方面向中國等東亞基礎物資生產能力強的國家求助甚至高價搶購,一方面匆匆組織生產。情急之下,為爭奪這些基本醫療防護用品而你搶我奪,露盡窘態。更有甚者,有些發達國家因缺乏應對新冠疫情的物質準備和心理準備,干脆采取“鴕鳥”政策,奉行放任立場,把帶有惡性傳染危害的新冠疫情說成是普通疾病,期待患者碰運氣地“自然痊愈”、自然形成“免疫力”;而當呼吸機不夠時,還有一些發達國家竟然按年齡大小決定誰優先使用呼吸機救命、誰只能“等死”。這對于號稱發達富裕、醫療設施完善、福利條件好尤其是重視“人權”和“人的生命權”的美歐等西方國家,不能不說是巨大的諷刺。

深刻影響人們的安全觀、國際觀與“全球治理”觀

首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安全觀。近代以來,美歐等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中玩“零和游戲”,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等邏輯處理國家間關系。冷戰時期,美國為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而大肆發展核武器,冷戰結束后,依然不遺余力地發展各種先進的常規武器,甚至具有一小時打遍世界的 “全球即時打擊”能力的武器。然而,面對新冠肺炎病毒,這些高性能武器完全派不上用場。用以與新冠肺炎病毒搏斗的只能是“低端”生產線擁有國的普通工廠的普通工人們加班加點生產的口罩、防護服、測溫儀、消毒水等“低端”、普通的防疫產品。這次疫情以其慘烈嚴厲警示人類,非傳統安全威脅尤其是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流行,仍是人類未來最直接、最主要的安全威脅之一。人類必須為此隨時做好精神與物質方面的準備,而不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于研制各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軍備競賽,以及日復一日地進行傳統安全競爭。盤踞國際政治舞臺數百年的西方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零和政治”觀等,應受到國際社會唾棄。

其次,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也將深刻影響人們的國際觀。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擴散的過程,表明了 “病毒無國界”這一冷酷的現實。無論富人還是窮人,無論是白種人、黑種人還是黃種人,抑或是富國還是窮國,面對新冠病毒,都顯露出人類的脆弱性。戰勝新冠肺炎及其他類型的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種類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需要世界各國真正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全球合作,齊心協力、守望相助、共同應對。

再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后果也將深刻影響人們對“全球治理”的理解與主張。冷戰結束后,美歐等西方國家一度打出了“全球治理”旗號。但他們倡導的“全球治理”邏輯,一是西方治理非西方;二是美歐等西方國家通過G7、世行、IMF等平臺主導治理;三是以“全球治理”為名,強行向非西方國家推廣西式民主模式;四是動輒采用經濟制裁,甚至軍事打擊等蠻力措施。未來的全球治理將倡導世界各國,不論種族民族、不論貧富大小、也不論先進落后,一律平等原則;充分發揮聯合國、G20等普遍性國際組織的主導作用;幫助落后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緊跟世界發展步伐,同時倡導均衡發展、綠色發展、節約型發展;倡導“地球村”理念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國際和平、反對戰亂、世界各國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和平與發展難題,共同應對類似新冠肺炎肆虐這樣的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

(作者林利民,系國際關系學院教授)